先污染后治理是发展后保护的一条必由之路还是前车之鉴?
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各种国家级公文里就多有“不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样的表述。二十年后看一看，不敢说日新月异的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却敢说中国的这条弯路比外国的弯——我国的环境状况有目共睹，德国的汽车、日本的老婆、中国的污染城市，都是国际名牌。
事实上，先污染后治理，已被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年实践证明为所有国家颠扑不破的发展公理。不仅如此，这个公理还可以推出一个定律：付出环境代价后不一定能达到发达的目的，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仍然要走。就像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４００米正规比赛都要跑弯道一样。
虽说公理毋须证明，但公理毕竟不是赤裸裸一目了然的真理，还是需要解释一二。何况许许多多的人算的本来是这样一本账：先污染后治理得不偿失。例如滇池周边的企业二十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产值，而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至少就得花几百亿；淮河流域小造纸厂的产值二十年累计不过５００亿元，而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便只是干流全部达到最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Ⅴ类）也需要３０００亿元的投入，而要恢复到１９７０年代的状态（Ⅲ类），则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１００年！走这条弯路的损失多么大！有的人甚至还感慨如果以污染为代价发展经济无异于卖血换馒头。这种听起来“句句是真理”的观点却让我很困惑：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可是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利令智“升”。走弯路的亏损有多大，走捷径的收益就有多大，为什么不仅我国、全世界的聪明人都放着捷径不走呢？是因为这条公理的两条“本能”的存在理由封锁了所谓捷径：
一是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饱暖）、生活需要、发展需要，从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决。基本生存需要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哪怕好像不择手段、不论代价。可以告诉未来的历史是：尽管饿急了自食其肉的事鲜闻，但“析骸以爨、易子而食”屡屡被写入正史，甚至直到已进入现代文明的１９６０年，在重灾区河南也不是新鲜事。饿急时的一个馒头绝对比未来的一箱人头马值钱，因为此时活下去的基本需要压倒一切，为了换取吃饱所需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粮食，人愿意付出的代价可能无限大，因为彼时彼境那点粮食的价值的的确确就是无限大。这种情况下卖血换馒头你能说是愚蠢吗，那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因为这样的人懂得吃饱了不饿是真理中的“宪法”。事实上，经济学也早给这种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收益的时间价值是不同的，未来的收益现在来衡量必须“贬值”，因此在“初级阶段”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一点基本需要是难免的。我们现在可以抨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某些国家领导人如何用“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开矿政策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还在地方领导中遗留下来一种发展习惯——以致现在还有这么多事故此起彼伏的小煤窑，但也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又有哪一类环保抵得过温饱。事后诸葛亮往往不明白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基本道理。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解决需要时的条件是不同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既有农民的土地可圈，更有殖民地可圈，即便如此，本国的环境还是被弄得有水皆污；美国崛起时，更是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得天独厚的资源、最难得的两次大发战争财的机会以及最多的蜂拥而至的各国精英，即便如此，也被黑风暴刮过十年，也将浩瀚的五大湖弄得至今仍然“鱼”生凋敝。我国在发展中有什么呢？内外交困，人多地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１０年，更谈不上有靠山可吃，有殖民地可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就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污染小、产值高的现代产业暂时是没我们什么份儿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后果也早有历史为鉴：要想大跃进，结果就是三年灾害；要想大炼钢铁，结果只能砸锅卖铁。前几年我们也曾举国上下口口声声要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搞知识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海等尝试过后得出的教训最终还是使全国人民务实了——我们刚刚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仍然要以发展经济总量大、污染总量也大的重工业和化工业为主。就连深圳这样的现代化标兵在总结２０年的发展经验时也慨叹“及时注意了制造加工业对于扩大经济总量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在２００４年最新提出的发展战略也是“现阶段产业结构应适度偏重”。因此，即便到了已经开始设计“全面小康”的今天，想从根本上规避先污染后治理，反而可能是死路一条。以现在的条件，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有桥，谁愿意一身泥一身水地慢慢折腾？
捷径没有了，发展重化工业，似乎我们只能老老实实走别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且慢，现在连这样的老路也走不通了——我国的国内资源已经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方式的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就是说我们现在想吃馒头也卖不起血了。我国的发展，要想不饮鸩止渴，必须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新路。目前来看，这条新路叫做循环经济。
走这条新路当然也是要有条件的。天佑中华，我国已是一个初步小康的国家，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有底气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已经具备了构建完整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这个时候，虽然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搞“治理污染至上”，但可以想方设法将污染排放物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出下游产品，让物资循环利用，物尽其用，这种“生产就是治理”、“点屎成金”既削减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朝“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进行污染治理”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尽管这种循环利用受技术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限制，不能覆盖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但可以大大推动污染治理，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实现主动地不要监管地“边污染边治理”，从而缩短先污染的过程，降低先污染的危害。
如果这条路走得通，虽说先污染后治理仍然是公理，但这个污染已经被打了折扣，再想以污染拦住中国经济前进的快车就难了。当然，循环经济不可能天生，必须靠各方面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中央直到２００３年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后才提科学发展观，才倡导用绿色ＧＤＰ来衡量发展，就是为了“接生”循环经济这样既不违背公理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公理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粗看仍然是费时费力的弯路，但许多小地方的确截弯取直了。如果中国的这条路真的走出来了，很可能相形之下外国的弯路就真的弯了。而且，这一次的“跃进”准备是充分的，因为大家都小康了，饱暖思机遇，才会真正头脑清醒地衡量发展代价，饱暖思人欲，才会为子孙后代想一想，饱暖思待遇，才会兼顾各方面的需要。
话又说回来，尽管循环经济生逢其时且颇有水到渠成之势，但中国的事常常是“有理不一定走遍天下，无理未见得寸步难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未来中国的循环经济之路是在螺旋式上升呢还是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装模作样绕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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